来源：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当前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中，主体正文基本由各类条目构成，但由于条目存在内容浅显、容量有限，难以全面、深入反映事物发展全貌等缺点，一些地方综合年鉴会收录一些专题文章来弥补条目的这些缺点。这类专题文章不是对原始资料的简单收录，而是针对某一问题进行全面研究、阐释、介绍，属于三次文献。在当前的地方综合年鉴中，这类文章多被归于专记、专文、特载等栏目。本文为表述方便，将这类文章统称为专记类文献。

在近年地方综合年鉴的发展过程中，专记类文献得到了较快发展，已经成为了各类地方综合年鉴广泛使用的一种新型重要体裁。但由于目前学界对于专记类文献的系统理论研究较少、地方综合年鉴专业编纂人才匮乏等因素，专记类文献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选题不精、内容单一、来源渠道窄等问题。

本文通过梳理专记类文献发展的过程，分析目前地方综合年鉴在使用专记类文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找原因并提出对策。

一、地方综合年鉴专记类文献使用存在的问题

随着近年来专记类文献被年鉴，尤其是地方综合年鉴广泛使用，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专记不专，内容不特。专记类文献不同于年鉴内文的一个重要地方就是对内容全面和较为深刻的描绘，能够进行理论化的论述，但在一些地方综合年鉴的专记类文献中出现选题不精，内容不专、不特的情况。如《江西年鉴》2002卷专记中的《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1921—2001)纪略》一文对建党90 年以来的历程按照时间线索进行了简单梳理，并没有对一次文献进行深入的加工，也没有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并没有起到通过专记弥补条目缺点的作用。这类简单梳理内容的文献并不适合置于专记之中，放置于附录资料中可能更为合适。

还有一些专记类文献内容选题大而化之，涉及内容面非常广泛，文献内容缺少多次加工，大多拼凑而成，这不仅影响了专记本身的质量，还容易造成专记与年鉴内文大量重复。如《江西年鉴》2006卷专记中的《“十五”期间江西经济建设与社会快速发展亮点回眸》中将“十五”期间的经济总量、工业发展情况等通过大量数据进行展示，而这些数据在内文中的工业、财政税收等大的类目中都有记录。

（二）记录对象较单一。当前地方综合年鉴专记类文献记录的对象大部分是政府工作，如《江西年鉴》2002卷到2020卷，这19卷年鉴的专记共计发表了56篇文章，其中17篇问题都是以各类主题教育为主题，平均下来一卷就有一篇，其中2006卷和2010 卷的专记中各有2篇记录主题教育的文章，主题教育的内容偏多，涉及社会生活、文化生产等其他方面的主题内容的专记类文献就相对较少。虽然各级政府机构和组织开展的各类主题教育等活动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专记栏目过多记录主题教育活动，不仅会使得主题教育这一方面的内容表现视角比较狭窄，还会影响年鉴记录社会发展的全面性的体现。

（三）文献来源单一。书写风格公文化梳理各级地方综合年鉴的专记类文献的来源，大多来自各级政府行政单位机构，鲜有邀请行业专家、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学者以及社会名人为年鉴专门撰写文章的。过度依赖政府机构供稿，不仅影响了年鉴质量的提高，而且使得专记类文献的书写风格也日益公文化。如《江西年鉴》专记栏目的文章，基本都是向各政府部门约稿，这些稿件大多由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根据工作内容编写而成，具有很强的公文色彩，思辨性普遍不强。《山东年鉴》1994卷“专记”的《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东成功举办》一文记录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东举办的盛况，并对活动的特点和意义做了评论。

但是这篇文章在写法上有较为明显的公文色彩，多用总结、报告式的表达方法表达观点，官话、套话也比较多。这种表达方式削弱了专记类文献的学术价值、存史价值和文献参考价值，对于提高读者对年鉴的阅读兴趣，促进年鉴市场价值的发挥也是不利的。

（四）专记文献的名称、内涵尚未确定。目前，在各级地方综合年鉴里，专记类文献被归于专记、专文和特载等不同的栏目中。虽然这些栏目都刊登专记类文献，但是名称不同，显示了编纂者对专记类文献不同的认识。

《江西年鉴》从创刊至今，专记类文献均归置于“专记”栏目中。该年鉴的“特载”栏目专门用于收录未经反复加工，没有评论性质的二次文献。《广西年鉴》2019卷将专记类文献设置在“特载”栏目中。该卷年鉴的“特载”收录了5篇文章，除去两篇领导讲话及《政府工作报告》等资料性文献外，《壮乡腾飞结硕果砥砺奋进谱新章——改革开放40周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则是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何杨丽的一篇综述类专记文献。将专记类文献与未经加工的资料文献设置在一个栏目中，表明该年鉴编纂者并没有特意强调专记类文献的论述性和研究价值，更注重其存史价值。《江苏年鉴》2018卷的“特载”栏目收录了2篇文章，由江苏省统计局撰写的《锐意改革立潮头开拓创新谱华章——江苏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社会发展分析》《践行新理念谱写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从内容上分析也属于专记类文献。在这里，“特载”与一些年鉴的“专记”“专文”栏目基本没有区别。

《上海年鉴》则设了专记、专文两个栏目来专门归置专记类文献。该年鉴的编纂者对专记类文献做了详细的区分。该年鉴编纂者认为“专记”记述内容一般是特别重大的工程（如洋山深水港建设）、代表发展方向的新的事件（如新农村建设）；“专文”除了一般的反映重大事件的真实全过程外，可以客观地对事件产生的原因、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经验教训等作适当的记叙，“专文”一般用以记述社会某个方面的发展过程。与《上海年鉴》的编纂者不同，对于专记和专文的区别，有研究者则认为“专记侧重于理论阐述，专文侧重于重要决策或者事件的产生背景和过程。

目前专记类文献设置的栏目不同，内涵、属性和定义在认知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容易造成读者对专记类文献的价值和属性认知模糊，影响专记类文献价值的发挥，降低年鉴的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

二、地方综合年鉴专记类文献使用存在问题的原因

地方综合年鉴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专记类文献理论研究基础较为薄弱。无论是专记类文献的编辑问题，还是专记与专文、特载等不同文章的区分与使用问题，本质上还是对专记类文献的理论认识不够。目前，大部分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者在从事理论研究时，常限于就事论事的经验探索，较少从深层理论上思考年鉴专记类文献的发展与变化。许多年鉴编纂者缺乏对长期以来我国年鉴发展历史，尤其是对专记类文献的使用与发展变化的认知，从而造成编纂专记类文献时无的放矢的状态。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地方综合年鉴与方志在工作方面并轨后，一些年鉴编纂者在寻找编纂理论依据时，盲目借鉴方志的书写规范、框架体例等，一段时间内造成了“年鉴志书化”的明显趋势。借鉴方志理论本身并无不当之处，但由于说志论鉴-31-2021年第3期（总第99期）对年鉴专记类文献发展过程乃至年鉴理论缺乏研究和积累，一些年鉴编纂者在借用方志发展经验时，对一些方志经验缺乏辨别，比如一些年鉴研究者认为，专记类文献是方志特有的体例，本土年鉴在借鉴方志体例之前从未使用过专记类文献，因而专记类文献如何使用，应当根据方志的编纂要求来操作。这一观点正是缺乏对本土编辑理论缺乏研究所致。可以说，缺乏较为深入和丰富的专记类文献理论研究，是目前专记类文献的使用价值尚未充分发挥、编纂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专记类文献编辑出版弹性较大。2017年12月，中指组出台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年度内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料可采用特载、特辑、专文、专记或其他形式集中汇辑”。2020年，中指组出台的《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又表示“年鉴可采用特载等形式重点收录年度具有重大意义或特殊意义的文献资料，收录资料应当严格控制数量”。从中可知，专记类文献并无地方综合年鉴的必备体例，并不要求每一本综合年鉴都要用到专记类文献，是否需要收录专记类文献需要编纂者根据实际需要把握，因此相对于其他年鉴体例，专记类文献的编纂实践并不是特别多，编纂时出现问题后的研究相应地也不是很多。

同时，目前的各项地方综合年鉴的编辑出版规定中，对于如何使用专记类文献，没有具体的、硬性的标准。《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中只要求“特载等形式收录资料应当严格控制数量”，也就是要求专记类文献的数量不宜过多，但对于专记类文献的其他编纂标准和要求并不多，尤其是专记类文献应当如何选用、编辑出版有何要求等具体操作问题都没有统一的标准。专记类文献是否能运用得当全靠编纂者自己把握和摸索，如此大的弹性对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者，尤其是刚入行的年鉴编纂者而言具有一定的难度。

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综合年鉴会取消专记栏目，如《山东年鉴》2013卷和2014卷。虽然在目前地方综合年鉴的评价标准中，专记类文献是否使用并不是一个刚性的条件，但长期缺乏更为具体的、指导性的编纂标准，会影响一些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者对于专记类文献的使用和研究的积极性，影响专记类文献乃至当代年鉴的发展。

三、解决地方综合年鉴专记类文献使用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年鉴编纂出版理论研究

一是从本土年鉴的发展中汲取编纂经验。年鉴是舶品，据考证是从晚清传入我国，之后就不断根据本土的实际需要，在年鉴的编纂思想和主旨、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人才队伍培养以及年鉴传播、使用与研究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较多有益的探索，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好的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但由于对这段本土年鉴的历史较少梳理和研究，使得当代地方综合年鉴在专记类文献乃至整个年鉴编辑出版理论方面缺乏对本土经验的借鉴，推进较慢。因此，无论是对于解决当前地方综合年鉴专记类文献的编辑问题，还是促进当前我国年鉴的发展，从本土年鉴自身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可以成为一个有益尝试。二是从国外年鉴的发展中借鉴编纂经验。现代年鉴产生自欧美，但经过漫长的传播，年鉴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的交流媒介，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年鉴编辑出版经验是丰富本土年鉴编辑出版理论，提高本土年鉴编辑出版水平的重要途径。欧美、日本等传统年鉴出版大国在专记类文献的使用方面已经积累了较多经验，美国《世界年鉴》《国家地理儿童年鉴》等至今仍在大量销售的年鉴在专记类文献的使用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我们要利用好专记类文献，还应该拓宽眼界，从国外年鉴编纂经验中寻找适合本国年鉴发展的举措。三是从跨学科发展中汲取编纂经验。目前，在史书、志书乃至一些科普读物和工具书中，专记类文献都有被广泛使用。因此与相关学科展开编辑出版理论、实务等方面的交流对话，借鉴其他出版物在使用专记类文献过程中的经验，可以让年鉴在专记类文献的使用方面取长补短，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要。

但借鉴经验不应当是机械照搬，只有结合当前各类年鉴发展实际的情况下，根据不同年鉴编纂主体的需要充分利用专记类文献，才能够促进年鉴编辑出版的快速发展，否则还是会难以发挥专记类文献的价值，影响年鉴质量的提高。

（二）扩宽专记类文献的来源渠道。纵观民国时期本土年鉴及国外年鉴的发展过程，在专记类文献的来源方面都是多样化的。无论是民国时期官修的《中国经济年鉴》《铁道年鉴》，还是民营出版机构出版的《申报年鉴》《航业年鉴》等，在收录专记类文献时，都会向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高校、学术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学者、新闻出版业从业者及文化名流等约稿，以此丰富专记类文献的内容。国外年鉴也大多如此，如《朝日少年少女理科年鉴》1979卷就邀请了朝日新闻社科学部、外报部、国立科学馆、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等机构的专业人员为该年鉴专门撰写专记类文章，提高内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反观目前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机构过度依赖政府机构供稿，在专记类文献的体裁、内容、书写风格等方面都较为单一，影响了专记类文献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年鉴编纂机构可以在保证内容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对专记类文献这一相对灵活的体裁，尝试扩展文献来源，以此增强年鉴内容的竞争力。

（三）提高年鉴编纂团队的综合素质。专记类文献能否进行恰当的处理、使用，与是否拥有一个专业的编辑团队有重要关系。专记类文献由于自身内容的专业性、编写方法的灵活性等各种因素，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些问题的把握都需要年鉴的编纂者有对于年鉴整体编辑出版框架、内容、书写风格等许多问题的整体把握，处理好就会变成年鉴的加分项，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年鉴的品质和特色。因此，要做好专记类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还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年鉴编辑出版团队。我国当前年鉴，尤其是官修地方综合年鉴恰是缺少专业的编辑团队，大多数官修年鉴的编辑团队较少吸收各界专家，大多官修年鉴是由地方志工作机构中的年鉴处（年鉴社）工作人员完成，不仅人数少，而且缺乏广阔的视野，因而对专记类文献的选题、内容搜集、编辑排版等难以作出高效、具有前瞻性的把握。因此，在年鉴质量竞争日益激烈、在专记类文献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加强编辑团队的组建，加快当代年鉴人才培养，广泛鼓励各行业专家学者加入编纂队伍，为当代年鉴编辑出版提供专业保障，可以成为增强当前地方志综合年鉴专业性的一个重要举措。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